在2016年6月举办的香山全球智库论坛上，针对中国智库的研究与评估问题，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参事室为代表的官方智库，与以盘古智库、阿里巴巴研究院、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为代表的民间智库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各智库参会代表就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作用意义与未来展望做出了全方位的精彩分析。在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繁盛时期，各与会代表针对智库研究与评价问题做出的解析和建议，为延续中国智库的生命力和开展建设中国新型智库指明了方向。

本文由盘古智库公共关系部实习生刘珦琳根据会议实录整理而成。
 

现状：“蓬勃发展”VS“鱼龙混杂”

自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提、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起，又有一大批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来看，中国智库似乎已经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段。然而，多数与会嘉宾表示，智库的质量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也使当前的中国智库呈现出“鱼龙混杂”的局面。同时，“智库井喷”也为目前中国智库的研究与评估带来了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

张立平 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

第一，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张立平女士认为:“大量智库的涌现和强信息流通使得智库产品的原创性遭到了损害和质疑——到底有多少产品是原创的，又有多少是拼凑的、是采集的？也就是说，智库的角色是生产产品，还是只搭建平台？” 由于智库定义和运营理念的模糊，导致统计智库信息的难度加大，从而为评估智库设置了障碍。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第二，尽管中国智库目前的形式多元、种类丰富，但各类智库的差距比较明显，主要体现为财政经费的多少和智库实力的强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先生举例指出：“社科院一年的‘三公经费’约27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公布了2亿的经费使用，而像盘古智库一类的社会智库以及其他高校智库的经费规模却至多千万。” 如此巨大的经费待遇势必会造成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的实力差距。此外，”就算把国内所有智库的每年的预算额加起来，也不会超过100亿人民币，然而这只相当于一个中小型的企业的规模。因此，智库行业在中国所有的行业领域中，还是太小、太脆弱。”

李刚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李刚先生也表示：“所谓的‘鱼龙混杂’不仅使得智库评估工作难以完善，短时间内智库的理念和公信度也会遭到严重损害。” 

排名：要得VS要不得

目前，智库排行榜是智库评估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模式。李刚先生表示：“排名和数字是最为直观的方式，是必要的，是激励和治理智库的重要手段。”然而，任何排行榜所采用的指标和系数都是有漏洞的。“目前的中国智库大都以美国智库的评估体系为原型来进行智库评价，例如麦甘的全球智库报告。所以，中国智库的整体评估思维形成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却已经僵化。”评估方式过于单一，不够创新也不够多元。“排行榜只是诸多智库评估和研究方式中的一种，而不能单纯地说到智库评估，就是做排行榜。”

此外，李刚先生还指出：“目前智库排行榜主要是在做‘全要素’的评估，过于重视指标的体系，这就忽略了对智库单项或专项要素的评估。”而对于智库来说，个性和独特性却更为重要，各有所长才会避免发展陷入僵局。而目前这种不分层次、不分目的的评估方式，实际上是不理性的、不全面的。

 指标：产出VS效应

基于上述智库排行榜的弊端，又引发了对智库成果如何定义的争论。所谓“成果”，一是指智库的近态产出，二是指产出所造成的决策效应。智库的近态产出是指可以量化的智库成果，包括智库产品、学术会议及论坛的举办等。近态产出是一个硬性指标，直观且易统计，是评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李刚先生认为：“许多排行榜实际上过于偏重产出，而忽视了对智库的整体运作的评价。”智库的产出再多，如果不具备长远性、也不能真正的为决策所实用，那么智库从根本上来说也失败的。

蔡继辉 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研究院、副总编辑

但是，尽管智库被要求具备战略性、综合性、前瞻性及实用性，可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却难以衡量。张立平女士指出：“智库的建议到底起多大作用、产生多大反响，这无从知晓、也难以衡量，而对于民间智库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研究院、副总编辑蔡继辉先生表明：“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定的有关智库社会影响力的报告。但是，实力也好，社会影响力也好，这些都是测评智库能力的要素，而非最终结果。智库的规模、产出、人力、知名度都不能直接转化为公共政策。”

智库研究与评价建议

强调数据与信息共享

李凌 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

多数与会嘉宾均表明，由于目前中国智库还处于成长阶段，因此对于智库的评价与研究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数据挖掘。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张立平女士也指出：“美国利用（5013C）条款通过没费非盈利等级来统计智库数量。但对于目前呈‘井喷’态势发展的中国智库来说，各家智库各执一词，因此单凭一个类似（5013C）的条款，统计起来是很有难度的。”所以，强调数据是做好智库分析和研究的诸多前提之一。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研究院、副总编辑蔡继辉先生认为：“所谓数据，并非现成的统计局数据，也不是一百个样本调查就可以称之为‘大数据’或‘核心数据’。研究和评价智库，‘原创数据’会更有价值。”，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凌也对如何获得原创数据做出回应：“尽管对于来自网络、报道等这类的‘被动’信息的分析也很重要，但是通过走访、座谈和实地调研所采集的数据会更加准确和全面。并且，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也能为智库评价和智库单位相互之间的合作搭建平台。”此外，会议中，各位嘉宾也多次强调数据也要求用“互联网+智库”的思维，进行中国智库的索引开发，使所采集到的智库信息数据能够公开化、共享化。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李刚先生强调：“互联网数据库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智库机构的规范治理和智库信息的及时更新，也能够大大简化数据采集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倡导中国智库界的价值共创，构建开放、共享、创新、绿色的智库生态。”

 综合排名与专项排名

李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院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智库的排名还是要做，因为传统指标和共性标准虽然不够多样化，但是也同样不能被忽视。但是李刚先生也表示：“评估还需要做到三个理性：治理评估，管理评估和项目评估。”并且，与会嘉宾一致认为，由于排名无法避免片面性，因此排名只能作为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先生更表示：“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智库要各有所长、各有侧重，但当前智库评价的不足就在只有综合排名，缺乏专项排名，而专项排名正是体现智库个性、差异性和特殊性的有效途径。”并且，无论是专项排名还是综合排名，把智库分出三六九等并不是排行榜的最终目的，最而终目的是“引导”。李刚先生也强调：“评估的本质是一种‘对话价值’，是一种‘学习策略’，而非外在的知名度或等级。通过评估，形成评估者与被评估者的互学，从而提升自身项目的价值和途径。如果排名与评估只是为了回应外部对智库的质疑，这样对于被评估者的素质层次和管理水平收效甚微。”蔡继辉先生也谈到：“不论是排行榜还是智库评价，都应被放在大背景下审视和分析，否则只能得出一个个体——某一个分数或排位。所以，排行榜应该达到的最理想的效果是通过排序和分项数量的测度，最终发现在智库建设中的共性或个性问题在哪里；智库想要提高影响力、想要增强实力、想要公共政策发挥作用，应从哪些方面进行。”由此可见，排名是激励，是资源，是参考，而非给智库强制定位的等级制度。

立足“决策者有用”观点

张立平女士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智库是市场中的供应方，那么“思想”就是智库的产品，而需求方就是各级决策者，也就是政府和各个部门。而决策者是否有需求，取决于政策过程和决策设计理念，从而也就决定了决策者是否会定期向智库“购买”产品。” 因此，对于智库的评价和研究，也应从智库产品是否为决策者青睐、采纳、实施并有所成效的角度去考虑。李国强先生就此以县级决策为例谈到：“在县级决策的过程中，几乎每个相关部门，比如发改委、商务局等都会把自己的问题和想法提出来，进行协调。协调的结果再拿到县委书记这里去做最后的决策。而智库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发挥作用，在总决策的时候依然可以有所作为。由此可见，在做智库评估的时候，对评估的对象和评估所作用的环节都需要进行细分。还要在评估中把决策者拉进来，并明确在评估主体里，决策者对智库的发挥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要从‘决策者有用’的角度去考虑评估，而不仅仅的从智库的规模、产出等客观指标做排名。”

 树立“命运共同体”观点

易鹏 盘古智库理事长

回归到智库排名的问题，李刚先生认为：“从业者对智库排名所附赠的‘话语权’的价值过于重视。实际上，话语权本身并不应该成为排名之初所追求的东西，而是经过长期积累而自然形成的。过度重视话语权会造成智库之间的不信任和信息流动的不畅通。”而目前国内智库行业还是太小、太脆弱，相互之间的团结和信任才能实现共同发展，而过度竞争和封闭则会导致智库行业停滞不前。因此，王文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从争夺国内话语权回归到争取国际话语权上，加强智库彼此之间的交流、共享与合作，树立中国智库“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先生在做会议总结时如何推动智库的命运共同体进程做出补充，他认为：“可以将举办智库建设论坛正规化成为一种长效机制，并在这样的平台中，智库从业者和智库研究者可以近距离接触，进行观点碰撞。”可见，中国智库方兴未艾，但智库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处理多边关系的重要工具之一，应当作为“共同体”协同进步，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