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宝     许    可

摘  要：尽管网络空间主权已经成为我国处理网络事务的根本指针和制度基石，但其理论价值和法律意蕴均未得到充分阐明。面对与现实空间既区分又交融的网络空间，国家主权既要坚持对网络空间的适用性，反对消解主权的“网络自身主权论”和弱化主权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又要根据网络空间“互联、互通、互动”的特质适时而变：在内部主权的层面上，建构基本立法权、简约行政权和类型化的司法管辖权；在外部主权的层面上，主张网络安全、平等参与、共同利用、善意合作的国际法新秩序。

关键词：国家主权  网络空间  互联网治理  国际合作

引  言

2015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首次将“网络空间主权”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时隔仅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发布，其第1条便开宗明义地申明“维护网络空间主权”的立法主旨。2015年12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旨演讲中，进一步将“尊重网络主权”列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四项原则的核心。[1]

    尽管网络空间主权已经成为我国处理网络事务的根本指针和制度基石，但学界对它的正当基础和法理意涵仍缺乏深入研究。我国的主流观点将网络空间主权简单视为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2]却回避了虚拟空间与真实领土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从而无法有效回应西方否定网络空间主权的种种主张。另一方面，从网络空间特性出发的“信息主权论”和“制网权论”又不恰当地缩限了国家主权的范围，亦无法建构出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新框架。[3]除了上述直接针对网络空间主权的研究，我国学者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宏观议题下，还有所间接涉猎，但均依循国际政治学的范式，欠缺法律体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