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2日）
习近平

中央认为，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上，必须从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高度，从战略和全局上作出部署。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城镇化发展形势，明确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我国城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全面把握推进城镇化的重大意义和目标原则。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取得显著进展。从一九七八年到二〇一二年，我国城镇人口从一亿七千万增加到七亿一千万，城镇化率从百分之十七点九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二点六，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城市数量从一百九十三个增加到六百五十七个，建制镇从二千一百七十三个增加到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一个。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具备相当实力，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发展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国际社会普遍肯定中国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视之为中国发展的奇迹之一。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城镇化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二亿多进城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没有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玻璃门”现象较为普遍。二是一些地方城镇建设规模扩张过快、占地过多，盲目“摊大饼”问题突出，对保护耕地和保障粮食安全构成威胁。三是在城镇化刚刚步入中期阶段的时候，许多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减弱，水土资源和能源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凸显。四是相当一部分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超出财力，债务负担过重，财政和金融风险不断积累。五是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和水平滞后于人口流动、社会结构变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的趋势，一些地方城市病的兆头比较明显，社会稳定面临许多挑战。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既面临巨大机遇，更面对诸多难题。尤其是要看到，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粗放扩张、人地失衡、举债度日、破坏环境的老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了。

如果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能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如果城镇化路子走偏了，存在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化解，则可能积重难返，带来巨大风险。

在这样一个十分关键的路口，我们一定要牢记，正确的方向就是新型城镇化，要切实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把握住指导思想。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既然是自然历史过程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我们就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

我们定的目标是，到二〇二〇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每年提高只有零点九个百分点。这个目标是在一个合理的高度，可以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实现。目标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不能把胃口吊得太高，更不能提出难以兑现的承诺。

城镇化受自然条件制约，受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制约，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不要把提高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率作为硬任务，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更不要去搞大跃进、大干快上、一哄而上。盲目建设大量新城新区，结果没有人来，或者积累了一大堆矛盾和问题，那就后患无穷了。

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通过人为强制、超越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推动的社会进程，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央开这个会议，也不是要大家铆足了劲、采取超常措施，回去放卫星，而是强调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不要盲目刮风。这一点大家思想上都要十分明确。

第二，把握住发展质量。党的十八大把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要求，要摆在突出位置来落实。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有针对性地解决已经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要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力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发强度，增强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能力，提高历史文物保护水平。

第三，把握住基本原则。城镇化是涉及全国的大范围社会进程，一开始就要制定并坚持好正确原则，一旦走偏，要纠正起来就很难了。城镇化不同于其他建设，房子造起来了，路开通了，水泥地铺上了，要走回头路就很难了。基本原则，我看主要是四条。一是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二是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三是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四是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不能千城一面、万楼一貌。

推进城镇化，还要注意两对关系。一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二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制定大政方针、确定城镇化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省及省以下地方则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总体规划，制定相应规划，创造性开展建设和管理工作。

二、扎实落实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

城镇化发展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方方面面。这里，我就几个主要任务谈点意见。

第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城镇化最基本的趋势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从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要求来看，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提高高校毕业生、技工、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等常住人口的城镇落户率，而不是人为大幅吸引新的人口进城。要注重解决消化不良问题，胃里的积食还没消化，就不要再大口进食，否则是要脘腹痞胀、宿食不化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已经有二亿多农民工和其他人员在城镇常住，但他们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两栖”状态，这些人比还在农村的人口更具备条件在城镇定居，应该尽量把他们稳定下来。如果几亿城镇常住人口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仅他们潜在的消费需求难以释放、城乡双重占地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还会带来大量社会矛盾和风险。

人要在城市落得住，关键是要根据城市资源禀赋，培育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特别是要着力提高服务业比重，增强城市创新能力，营造良好就业和生活环境。城镇扩大了，但产业空心化是不行的。当然，发展产业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安排就业为名盲目上大工业项目，城市吸纳就业能力也是有弹性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能稳定的要尽量先稳定下来。同时，到二〇二〇年至少还有几千万农村富余劳动力要转移到城镇，这也要加强引导。在城镇落下来，关键是要解决好就业和权益保障问题。要统一思想，选准路径，从实际出发，积极稳慎做好这项工作。

推进人的城镇化，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户籍制度。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按原有城市规模标准，五十万人口以上是大城市，一百万人口以上是特大城市，这可能已经不符合国情和城镇化发展需要，也难以作为实施人口分类管理的依据。特大城市也要细分，综合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和国外经验，一般而言，一百万至三百万人口的城市还是有潜力的，可以有条件地放开户籍限制。但是，三百万至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就要适度控制，一旦放开户籍很容易突破千万大关。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具有一定规模对经济发展、城市交通、居民生活、节约资源有利，但过犹不及。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提出调整方案报中央审议。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自愿就是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他们自己选择，不能采取强迫的做法，不能强取豪夺，不顾条件拆除农房，逼农民进城，让农民工“被落户”、“被上楼”。分类就是中央提出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可以采取积分制等办法，成熟一批，落户一批。有序就是要优先解决存量、优先解决本地人口，优先解决好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使他们及其家庭在城镇扎根落户，有序引导增量人口流向。

各地区要尽快出台具体的、可操作的户籍改革措施，并向全社会公布，让群众知道不同城市的落户条件，安排好自己的未来，给大家稳定的预期和希望，争取到二〇二〇年解决一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问题。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真正使农民变为市民并不断提高素质，需要长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和农村流动，是我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历史时期都会存在的现象。对这种“两栖人”、候鸟现象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恶意炒作。对那些已经在城镇就业但就业不稳定、难以适应城镇要求或不愿落户的人口，要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努力解决好他们的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需求，使他们在经济周期扩张、城镇对简单劳动需求扩大时可以在城市就业，而在经济周期收缩、城镇对劳动力需求减少时可以有序回流农村。

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世界各国解决这个问题都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不论他们在农村还是在城市，该提供的公共服务都要切实提供，该保障的权益都要切实保障。

第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两者有效结合才能实现社会财富创造和积累。人多地少是我国基本国情，推进城镇化不可避免要占用土地，但问题是我们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扩张过快，如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二年城镇建设用地增长了约百分之七十，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大幅下降，脱离了人多地少的国情。一九五七年，邓小平同志就形象地用“骨头”和“肉”的关系来论述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他说的“骨头”就是城市企业等重大建设，“肉”就是城市中满足群众生活的服务业等社会事业，他说：“规划是必需的，不规划是不妥当的，问题是怎样规划。规划也有指导思想问题，规划得不好会造成大的浪费。”他还说：“我们国家大，搞一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我们的新气象，我不完全反对，但是不应该搞得太多。”他强调，花钱要面对国家的现实，面对群众的需要。

现在，到很多地方去看，都是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大园区，土地利用率很低。这不是强壮，而是虚胖，得了虚胖症，看着体积很大，实际上外强中干、真阳不足、脾气虚弱。城郊大量农田特别是菜地被占，城市蔬菜供应的市场距离越来越远，成本越来越高，许多低收入群众已经吃不消了。同时，城镇用地结构很不合理，工业用地偏多、居住用地偏少，建设用地偏多、生态用地偏少。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

我国有十三亿多人口，粮食安全是头等大事。如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出了问题，谁都不可能救我们。我们可以适当利用国际市场，但我们十三亿多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我国粮食实现了“十连增”，但粮食增产面临的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连续增长空间并不大。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千万不能突破，也不能变通突破。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搞占补平衡不能把好地都占了，用劣地、坡地、生地来滥竽充数，最终账面上是平衡了，但耕地质量是大大亏空了。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推进城镇化不一定都要连成片，可以跨出去，搞串联式、卫星城式的发展，连成片就势必占用大量经过长期努力好不容易建设形成的高产农田。最好的农田往往都在郊区，都是投入最多的，把它们都变成城区了，还要再花钱去建设高产农田，要花多少钱啊，有没有算过账！

要处理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工业化、城镇化需要土地，农业现代化要保证土地数量和质量。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些地方工业化、城镇化压倒了农业现代化，打败了农业现代化。在这个问题上博弈时，一些地方输的往往是大量良田，赢的是工业化、城镇化，而且很多人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因为土地一转让每亩可以产生几百万、上千万元的利润，在自己这一任中就能体现出效益来，而种地种一百年也没有这样的效益，有人就会想，凭什么要用这些地搞农业？以后要有硬杠杠，有些农业用地是不能动的、硬性的，在这个前提下再来考虑城镇化规划，要避开这些农业用地。

目前，城镇工矿建设用地中，处于低效利用状态的有五千平方公里，占全国城市建成区的百分之十一。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率普遍不高。两项相加，存量开发潜力很大。从一些地区实践看，盘活土地存量效果显著。

今后，城镇建设用地特别是优化开发的三大城市群地区，要以盘活存量为主，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腰围都要不断扩大。要统筹地上地下空间，地下空间用好了，不仅可以节约地面用地，还可以减少地面交通。当然，盘活存量用地，不是要大拆大建、推倒重来，重要的是把现在低效用地用好。

城市空间结构直接关系城镇化质量，影响房价、交通、生态等城镇人居环境和竞争力，处理不好会滋生和助长城市病。我们一般比较注重产业结构调整，没有把空间结构调整摆在重要位置。空间结构，有大尺度的国土空间结构，也有小尺度的城镇用地结构。要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结合化解产能过剩、环境整治、存量土地再开发，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

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态红线。要调整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比价不合理问题，坚决杜绝工业用地零地价甚至倒贴的现象。有的工业园区占了很大地盘，产出却很低，这样不行!中央明确不要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应该说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上也给大家提供了更大空间。

解决建设用地粗放利用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按照守住底线、试点先行的原则稳步推进。土地公有制性质不能变，耕地红线不能动，农民利益不能损，在此基础上可以有序进行探索。

目前，各地区都在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试点，这有利于改变一些地方农村土地过于分散的状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这个过程中，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防止土地用途发生根本性变化，造成农村贫富差距过大。也不要以土地改革、城乡一体化之名，行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之实，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不能干。

第三，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财力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推进城镇化必须解决好资金保障问题。由于我国财税体制和投融资体制还不够完善，加上政府揽的事太多、城市建设铺的摊子太大等原因，城市建设资金普遍靠借债和转让土地的收入支撑。最新审计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整体债务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一百，部分城市债务率甚至超过百分之二百。大量债务靠土地抵押融资、靠转让土地还本付息。有材料反映，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圈地、囤地，把今后二十年的土地都卖了。如果转让土地收入不可持续，就会变成空头支票。这种寅吃卯粮、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严重状况，存在极大的财政金融风险。

这次三中全会明确了财税体制改革思路，要加快制定具体方案。在设计财税体制包括税制时，要考虑人口城镇化因素。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使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要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

在完善法律法规和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基础上，要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创新融资工具，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债券融资最大好处就是信息公开、债务透明、品种期限多样化，有利于满足不同融资需求，也有利于规范和管理举债行为。我国地方债余额中债券融资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左右，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都是无利和微利行业，商业效益差，资金回收期长，但社会效益好，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成本低、期限长的融资服务，不能都靠商业银行。要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当前要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提供规范透明、成本合理、期限匹配的融资服务。

要放宽市场准入，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解决部分准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经营资金来源问题。要处理好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价格问题，让投资者有利可图，有长期稳定收益。

目前，城市基础设施服务收费普遍偏低，运营亏损和财政补贴是普遍现象。市政设施服务涉及千家万户，不补不行，补得过多也不行。我了解了一下北京公交情况，无论是地面公交还是地下公交，北京票价都是全国最低的，但这个最低价是靠大量财政补贴维持的。随着北京地铁延伸，坐地铁的人越来越多，补贴也越来越多，怎么解开这个扣，既保护消费者利益，又具有财务可持续性。对这些问题，都要认真加以研究。

第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城镇化布局，就是要从宏观上研究确定我国城镇人口主要分布在哪里。如果全国六百五十七个城市、一万九千多个小城镇都要搞工业园区、建设新城新区，每个城镇占地十平方公里，加起来全国二十万平方公里（三亿亩）的土地就没了。城镇发展也有个竞争力和吸引力问题，还包括主要由自然条件决定的优胜劣汰问题。有些城镇会快速成长，有些城镇会缓慢成长，有些城镇可能会不成长甚至走向萎缩，这是自然选择。

要分类指导，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喂催肥粉、打强心针。如果每个城市都“摊大饼”式地扩张下去，农田、菜地、绿地一环又一环被水泥所吞噬，城市建成区越摊越大，就会摊出不可治愈的城市病，甚至将来会出现一些“空城”、“鬼城”。美国城市规划协会提出的城市“精明增长”理念，值得研究借鉴。推进城镇化，既要优化宏观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观空间治理。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做了安排，提出了“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格局，这是全局、大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不要“翻烧饼”。各地区要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和推进城镇化。承载能力减弱的区域要实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区域要集约高效开发，限制开发区域要做好点状开发、面上保护，禁止开发区域要令行禁止、停止一切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开发活动。

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像我们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更要坚定不移，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从世界城市发展和布局看，一般来说，城市和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是规律。我国已经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成为支撑和带动我国经济发展、体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区域。我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只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是不够的。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如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地区，要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这类地区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壮大城市综合实力，提高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同时，也要看到，一些特大城市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城市病，包括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环境恶化等。对此，中央将进行专门研究，从顶层做前瞻性、重构性设计，对症下药，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是城市之间经济和市场联系不断深化形成的，是由共同的区域历史文化支撑的，不是人为“捏”出来的。政府可以通过规划和基础设施网络加以引导，但不是靠长官意志把几个城市“圈”起来就能形成城市群了。

一些城市开发强度已经过高，水资源不足了，可供开发的土地快没了，大气和水污染了，重要原因是没有控制好开发强度，没有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资源环境问题会越来越突出，甚至酿成生态环境灾难。

北京开发强度达到百分之二十二，扣除山区后达到百分之五十七，上海、深圳开发强度分别达到百分之四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而日本三大都市圈只有百分之十六，法国巴黎大区为百分之二十一，德国斯图加特地区为百分之二十。这方面香港做得也比较好，香港陆地面积差不多相当于北京的十分之一，人口有七百多万，城市建成区控制在二百六十平方公里左右，五百多平方公里被划成受保护地区，从闹市区走出不远就可以看到绿色，可以养眼洗肺。

我们要认识到，在有限的空间内，建设空间大了，绿色空间就少了，自然系统自我循环和净化能力就会下降，区域生态环境和城市人居环境就会变差。要学习借鉴成熟经验，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第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城镇建设水平，不仅关系居民生活质量，而且也是城市生命力所在。目前，城镇建设中出现了不少让老百姓诟病的问题，一些地方大拆大建、争盖高楼，整个城市遍地都是工地；城市建设缺乏特色、风格单调；一些城市建设贪大求洋，一些干部追求任期内的视觉效果；一些城市漠视历史文化保护，毁坏城市古迹和历史记忆；一些城市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不配套，给市民带来极大不便。这些问题，既与城市建设经验和能力不足有关，也与一些干部急于求成、确定的定位过高、提出的口号太多有关。这既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人民利益。城市建设是一门大学问，一定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提高城市建设水平。

城市形成是历史积累和沉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好的城市可能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现在大家争着向北京、上海看齐，都要建成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制造业基地、科技中心、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五百强总部基地等，不少都要打造“东方迪拜”，争建国际化大都市。还是不要搞这种大而无当的事情，就是西方国家也没有那么多国际大都市啊！

世界上有不少著名城市，没那么多宏伟目标，“一招鲜，吃遍天”，以音乐出名的维也纳、以电影出名的洛杉矶、以大学城出名的海德堡等，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特点。搞城市建设也没有必要打造那么多的空头名片，城市不是靠口号建成的。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有了符合实际的定位，才会有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才能避免走弯路。

两千多年前，管子就提出“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有的城市规划专家说，要本着同土地谈恋爱的立场来做好规划。这都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不要花大气力去劈山填海，很多山城、水城很有特色，完全可以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古人描写的自然风光，如“湖阔数千里，湖光摇碧山”、“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回看深浦停舟处，芦荻花中一点灯”、“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鹭孤明菱叶中”、“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很多城市将来还能看得见看不见都成问题了。城市在周边保留一些庄稼地有什么不好呢？稻田、麦浪、青纱帐、湿地都可以成为城市风景。

城市规划建设的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对自然的影响，更不要打破自然系统。为什么这么多城市缺水？一个重要原因是水泥地太多，把能够涵养水源的林地、草地、湖泊、湿地给占用了，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雨水来了，只能当作污水排走，地下水越抽越少。解决城市缺水问题，必须顺应自然。比如，在提升城市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许多城市提出生态城市口号，但思路却是大树进城、开山造地、人造景观、填湖填海等。这不是建设生态文明，而是破坏自然生态。对搞“假生态”、不计成本追求任期内视觉效果变化的地方干部要提出警戒。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我国历史悠久，许多城市本来就各有特色、多姿多彩。但是，近年来，不少城市为了一年一变样、几年大变样，由几个大房地产开发商搞建设，就像计算机复制功能键一样，拿一张图在各个城市搞粘贴，哪都一样。群众说，我们很多城市是“低头是铺装，平视见喷泉，仰头看雕塑，台阶加旗杆，中轴对称式，终点是政府”。

我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个城市在二战期间被德军炸为平地，二战后苏联请来全世界最好的建筑学家来设计复建，复建的城市成为世界上最有特点的建筑群。我们的城市有许多历史记忆，特别是一些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是最宝贵的东西，不能因为浮躁、无知而破坏掉。有的城市把真古董拆了建假古迹，我看到一份材料，说全国有三十多个城市已经或正在谋划搞古城重建，搞什么潘金莲故居、阿房宫重建！还有一些地方热衷于改老地名，喜欢起一些洋气一点的地名，如“曼哈顿”、“威尼斯”、“加州1886”、“玛斯兰德”等，五花八门，与中国历史文化协调吗？不仅群众看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而且也割断了地名文脉、不利于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更何况有些情况也是违法的，我国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不以外国人名、地名命名我国地名。传承文化不是要简单复古，城市建设会不断融入现代元素，但必须同步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城邦很发达，当时人们就开始探讨城邦生活的意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现在，很多城市的马路是以车为本，动辄八车道，都要建自己的“长安街”，反而搞得居民出行很不方便，亮一个绿灯的时间根本过不了马路，缺乏起码的人情味。一个地方弄得生活不便、交通不便、房价飙升、环境恶化，群众还有什么幸福感啊！我们要吸取教训，把让群众生活更舒适这一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的血脉里、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建筑质量问题。快速城镇化必然伴随大规模城市建设，但我们的建设管理制度、建筑市场和质量管理、建筑标准和规范、建筑工人技能、建筑技术研发等还不能适应发展要求。问题在于我们设计的工程建设管理制度有缺陷，标准和规范建设滞后于现实需要。质量问题关键是制度和措施。建筑市场混乱和建筑质量低下问题比较突出，建筑物垮塌现象时有发生。建筑质量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城市未来和传承。一定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建筑工人专业技能培训。古人建长城，每块砖上要留下人名，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质量和追究责任。这才使得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伟大长城的遗迹。巴黎街道和住房不少是拿破仑时代设计和建设的，至今风貌依然。

在确保建筑质量方面，我们往往做得既不如古人，也不如洋人。对这个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从制度上加以确保，这是对历史和未来负责。对那些偷工减料、以劣充好、权钱交易导致建筑质量事故的不法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打击和追究。城市建设要吸取国外优秀有益经验，但不能成为国外城市建筑设计师的试验场，要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没有农村发展，城镇化就会缺乏根基。有些地方错误理解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干了一些“以城吞乡、逼民上楼”的事，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绝不是要把农村都变成城市，把农村居民点都变成高楼大厦。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不久前，我到湖南的湘西苗族地区就扶贫问题进行调研，那里山清水秀，民宅历史悠久、具有民族特色，我说，在扶贫工作中要注意保护传统特点。

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城市的竞争力、活力、魅力，离不开高水平管理。这些年城镇化中出现的问题，许多都与管理不到位有关。客观上讲，确实存在对城镇化发展的规律认识不够、实践经验不足；体制上看，政府职责错位、越位、不到位问题仍然存在；工作上看，对城镇化发展的宏观管理跟不上，城市发展微观管理水平不高，城市规划体制改革滞后，有序参与城市治理的机制没有形成，这些都影响了城镇化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一项重大挑战，需要在实践中加强研究，在工作中积累经验。

城镇化要加强宏观管理。中央召开这次城镇化工作会议，就是要加强对城镇化发展的宏观指导。这次提交会议讨论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也是为了加强规划引导。这次三中全会提出的财税、土地、政绩考核等许多领域的改革都与城镇化密切相关，要抓好落实。有关部门要加强重大政策统筹协调，各地区也要按照中央统一要求，研究提出符合实际的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

城市管理水平高低，又取决于干部素质。随着城市快速扩张和人口越来越多，城市管理难度越来越大。我们不少干部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还不适应城市发展要求，主要靠过去的经验管理城市，甚至是靠主观意志和个人偏好管理城市，造成不少城市或多或少留着个人印记。我们的高校、党校、行政学院都要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作为重要任务，使他们能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建设和管理城市。

目前，城市规划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空间约束性规划无力，各类规划自成体系、互不衔接，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不够。要先布棋盘再落子。要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快推进规划立法工作，形成统一衔接、功能互补、相互协调的规划体系。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可以在县(市)探索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三规合一”或 “多规合一”，形成一个县(市)一本规划、一张蓝图，持之以恒加以落实。编制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尊重专家意见，形成后要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具有法律权威性。

同志们！我国城镇化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这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城镇化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这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中央要求，从实际出发，锐意进取，扎实工作，齐心协力把推进城镇化工作切实抓好抓实。

选自（《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89-6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