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诸多旨在“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保障司法权独立公正行使”的制度措施，需在现实语境中讨论其可能的实践效果。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目前既有基于人情、关系和金钱的腐败性干预，也有基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治理性干预。“党管政法”的组织构架和法院的“合一制”组织模式，为干预提供了制度性渠道，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形势是导致治理性干预的关键因素。相关制度措施在实践中可能遭遇复杂挑战。因监督困难、社会生态未变、职业伦理不高等原因，司法人员可能仍难拒斥腐败性干预，而禁止治理性干预将遭遇党政与司法的关系、社会治理、法官素养等多重压力。司法制度改革已有了政治性决断，进一步的实施需要细致的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