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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钟摆”现象
发布时间：2020年12月30日
发布者：雷鹏飞 赵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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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岳论丛 Jul．，2020 Vol．41 No．7 2020 年 7 月( 第 41 卷 / 第 7 期)
( Dong Yue Tribune)
经济 研 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区域差
异: 空间溢出及门槛效应视角”
( 16YJA790036)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生产率影响的理论解
释与非线性效应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 71503272) 。
［作者简介］雷鹏飞( 1988—) ，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经
济学博士，研究方向: 公司金融，低碳经济; 赵凡( 1991—) ，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产业经
济学。
①吴绮雯，武力
: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城镇就业体制和劳动力转移政策变迁探析》，《求实》，2019 年第 2 期。
②袁志刚，解栋栋
: 《中国劳动力错配对 TFP 的影响分析》，《经济研究》，2011 年第 7 期。
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钟摆”现象
雷鹏飞1，
2，赵 凡3
(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3;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3;
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了明显的“钟摆”特征，流动方向由大规模向城镇转移
转为部分农民工返乡就近就业，这些变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制度变革和政策落实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时间变动趋势，以及其迁移决策过程的变化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 1978—2018 年农民工数量的时间变动趋势，然后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分析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钟摆”现象，研究发现: 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仍然是城乡劳动力转移的主色调，目前而言农村新增外
出人口的数量仍然大于返乡数量，但农村外出人口返乡就业创业的数量一直在增长且增速明显快于外出人口增
速; 第二，在政府尚未采取政策促进乡村发展的时期，在较高收入的驱使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选择进城; 第三，在
城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及乡村振兴等政策实施之后，农村劳动力的最优选择是留下来建设美丽乡村; 第四，当农村
居民选择进城和留守农村的概率均为 1/2，城镇居民选择默许和斗争的概率也均为 1/2 时，两个行为主体的利益才
能达到均衡状态，实现和谐相处。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
; “钟摆”现象; 农民工返乡; 博弈论; 乡村振兴; 农村剩余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 2020) 07－0120－08
一、引 言
城乡劳动力迁移作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支撑，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①，尤
其是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和产业间的优化配置②。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部分农村劳动力
选择放弃农村的微薄收入，踏上进城镇务工之路，以改变贫困的现状。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农村劳动力的
迁移经历了从限制流动到自由流动的漫长过程，农村非农转移的劳动力从 800 多万上升到 28836 万，增
加了近 35 倍，城镇化率也由 17. 92%快速上升到 59. 58%，提高了 41. 56%，几乎每年提高 1%。过去四十
021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0.07.013年里，城乡劳动力的流动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城镇发展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也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完善的基础设施、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水
平等一直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巨大推动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相关企业发展遇到
瓶颈，对于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已经大大减弱，城镇出现失业问题，农村居民在城镇的发展前景大不如前，
同时为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而且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相关战略实施之后，新农村的基础生活设施得到了较大
改善，乡村优越的自然条件、空气质量等因素也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动力逐渐减弱，部分农民
工开始返乡就近就业。统计数据也显示: 2018 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 28836 万人，比上年增加 184 万人，
增长 0. 6%，但农民工增量比上年减少 297 万人，总量增速明显比上年回落 1. 1 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
现今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数量在减少，转移进程在减缓。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伴随着国家政策
的不断完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多元发展且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①，总体而言中国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流动形成了较为明显的“钟摆”现象，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不同的政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转
移意向也存在较大差异，对其进行分析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如今城镇化已达到一定程度，同
时强调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时代，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变化到底如何? 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和在城镇
的发展机会，何者大何者小，农村居民究竟该如何选择? 以及如何实现城镇居民和进城务工居民的和谐
相处? 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关于城乡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根据流动方向上而言主要分为农村
流向城镇和劳动力返乡两个维度，但总体上主要研究方向是从农村流向城镇。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
向城镇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迁移的动因分析，这是早期学者关注劳动力转
移问题的焦点，研究发现个体的人力资本( 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等) 和家庭特征( 家庭结构、婚姻状
况和子女数量等) 等内在因素②③是影响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因素，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将研
究视角扩展到经济因素和制度环境等外在因素上④，认为外在因素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键
因素。二是劳动力迁移的区位选择分析，目前的研究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已经成为一种普
遍现象，但是其流动方向是具有选择性的，根据一些客观因素选择向不同地区迁移，如陈钊和陆铭
( 2008) 从制度方面着手，认为相较于分割的城市制度，融合的城市制度更能吸引劳动力的迁入⑤; 付振
奇等( 2017) 研究发现，村庄环境和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是影响劳动力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人们偏向于
去条件更为优越的地方⑥。三是劳动力迁移的经济效应分析，很多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
迁移最重要的经济贡献主要体现在劳动力配置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上，如
郝大明( 2015) 利用 1978—2014 年数据，研究发现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的持续增加极大地促进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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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钟摆”现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成利
: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村劳动力政策演进研究———涉农中央“一号文件”的视角》，《东岳论丛》，
2018 年第
12 期。
Connelly R，Roberts K，Zheng Z．“The Role of Children in the Migration Decisions of Rural Chinese Wome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1，
no．73( 2012) ，
pp．93－111．
Meng L，Zhao M Q，Liwu D S．“Joint Migration Decisions of Married Couples in Rural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38( 2016) ，
pp．285－305．
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
: 《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
2011 年第 1 期。
陈钊，陆铭
: 《从分割到融合: 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
2008 年第 1 期。
付振奇，陈淑云，洪建国
: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区位选择: 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 28 个省份农民个体行
为决策的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7 年第 5 期。发展，贡献率达到 18．5%①; 徐建国和张勋( 2016) 研究发现: 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更好地连接农业部门
和非农部门，而且劳动生产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资本回报率也会相应地提高 0．12～0．42 个百分点②; 程
名望等( 2018) 综合两者效应，利用 1978—2015 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给中国
经济发展带来增长效应还带来了效率效应，是中国经济实现“增长奇迹”的重要支撑③。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加深，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收入和消费总量虽然增加了，消费水平却并未提
高，同时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并没有达到心理预期没有归属感，身份得不到认同以及得不到相应的制度
保障，这些客观因素都使得农民工的流动具有不稳定性的典型特点( Dreger et al．，
2015) ④，因此劳动力
返乡一直伴随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迁移的全过程中。关于劳动力返乡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也进行
了深入分析，主要是从如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返乡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人和家庭主观因素、制度和
政策环境等客观因素是影响劳动力返乡的主要因素，一般认为相较于男性农民工，年龄较大的女性农民
工返乡的概率更高，乡村非农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农民工返乡的概率也更高( Zhao et al．，
2002; Bai et
al．，
2003; 石智雷等，
2012) ⑤⑥⑦; 二是返乡的就业和创业效应研究，在国家加大扶贫力度消灭贫困的阶
段，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可以带动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最终加快了农村地区脱贫的
步伐( 张亮和李亚军，
2017) ⑧，同时“城归”通过人力资本革命重新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乡村振兴( 刘
祖云和姜姝，
2019) 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迁移一直伴随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具备两个
方向，一是进城务工，二是返乡就业创业，且这两者一直相伴相生，具有明显的“钟摆”特征，这是农村劳
动力根据主客观条件进行的选择，且处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做出的决策也存在较大差异。已有文献一
般从转移或流动的原因和效应进行分析，对流动状态、流动选择以及决策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的文献相
对较少，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基于博弈论的视角研究城乡剩余劳动力处于不同时期的策略选择，以及在
现今强调城乡融合的大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如何选择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如何实现城镇居
民与进城务工人员的和谐相处等等，这些都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不同阶段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状况分析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全国农民工数量指标来衡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
2008—2018 年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9—2018 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但数据年限较短，为了充分且清晰地反映农村劳动力在不同
的阶段以及在不同的政策背景下迁移的状况以及变化趋势，本文拟采用 1978—2018 年的全国农民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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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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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第 41 卷 / 第 7 期)
( Dong Yue Tribune)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郝大明
: 《1978—2014 年中国劳动配置效应的分离与实证》，《经济研究》，
2015 年第 7 期。
徐建国，张勋
: 《农业生产率进步、劳动力转移与工农业联动发展》，《管理世界》，
2016 年第 7 期。
程名望，贾晓佳，俞宁
: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1978～ 2015 年) : 模型与实证》，《管理世界》，
2018
年第 10 期。
Dreger C，Wang T，Zhang Y．“Understanding Chinese Consumption: The Impact of Hukou”，Discussion Papers，
vol．46，
no．6
( 2013) ，
pp．1331－1344．
Zhao Yaohui．“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
nomics，
vol．30，
no．2( 2002) ，
pp．376－394．
Bai N，He Y．“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Versus Continuing to Work in the Cities: A Study on Rural Urban Migrants and
Their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24，
no．4( 2003) ，
pp．149－159．
石智雷，杨云彦
: 《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社会学研究》，
2012 年第 3 期。
张亮，李亚军
: 《就近就业、带动脱贫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环境》，《改革》，
2017 年第 6 期。
刘祖云，姜姝
: 《“城归”
: 乡村振兴中“人的回归”》，《农业经济问题》，
2019 年第 2 期。量指标来分析，其中，
1978—2007 年的数据则主要采用杨聪敏( 2009) 测算的农民工数量①。
( 二)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时间特征分析
1978—2018 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即农民工数量和增长率的时间演变趋势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以发
现: 1978—2018 年间，农民工数量由 1978 年的 2897 万人快速上升至 2018 年的 28836 万人，增加了
25939 万人，而从增长率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快速向城镇地区转移，
1978—1989 年增长较快
但起伏较大，而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平稳较快增长，直至 2008 年的经济危机造成大多数人失业，危机过
后又开始了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高速增
长期即改革开放初期( 1978—1989) I、稳定较快增长期( 1990—2007) II、缓慢增长期( 2008—2018) III，这
三个阶段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关制度改革、政策实施和典型事件密切相关，三个阶段的农村劳动力转
移存在明显的“钟摆”特征，即先蜂拥至城镇，后部分农民工返乡就业。主要表现为: 在对人口进行严格
管控后的一段时期即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初期( 1978—1989) ，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农村工作政策解放
农村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吸引下陆续向非农产业转移，同时沿海地区经济特区的
设立产生了很多就业甚至是创业机会，这些都促使一大批人向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转移，因此该时
期农村剩余劳动力以飞快的速度转移，但是该时期由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出现了较大起伏。1990—2007 年，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国家经济发展迸
发强大活力，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多，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外进行较大规模转移，并在 1990 年代后期出
现了“民工潮”，为了应对该种用工压力以及促进经济发展，
2000 年以后政府逐步放开对农民工自由流
动的管制，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积极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并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以保障农民工权益，
尤其是 2003 年国务院发布《工伤保险条例》，首次将农民工纳入保险范围，这些因素都使得该时期农村
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规模稳步扩大，速度平稳较快增长。2008 年发生了破坏力巨大的全球性金融危
机，较多中小企业倒闭导致较大规模的劳动力失业，部分农民工返乡，而后经济恢复阶段，农村劳动力向
外转移速度趋缓，该时期东部地区出现“刘易斯拐点”，产业发展亟待转型，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
劳动力逐渐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且省内流动比例增加，农民工倾向于返乡就近就业( 张广胜和
田洲宇，
2018) ②。
图 1 1978—2018 年农民工规模的时间演变趋势
图 1 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数量的时间演变趋势，为了更加清晰地反映 2008 年至今我国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趋势，根据 2009—2018 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本研究总结分析了 2008—2018
123
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钟摆”现象
①
②
杨聪敏
: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流动规模考察》，《探索》，
2009 年第 4 期。
张广胜，田洲宇
: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 变迁、贡献与展望》，《农业经济问题》，
2018 年第 7 期。年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规模的变化趋势，结果如图 2 所示。为了更加清晰地反映变化趋势，图 2 采
用的是外出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累计增长率指标。2008—2018 年间虽然外出农民工仍然占据农民工
的主体地位，但占比一直在下降，由 2008 年的 62. 29%下降到 2018 年的 59. 88%，本地农民工的增长速
度远远高于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相较于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就近就业。该阶段，农村劳动
力转移的明显特征是存在一定规模的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这主要是因为国家为了统筹城乡发展，陆续
提出新型城镇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扶持农民创新创业，为发展乡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图 2 2008—2018 年外出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累计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四、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博弈论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明显的“钟摆”特征，这是在不同的发
展时期和不同的政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作出的不同选择产生的社会现象，为了弄清楚不同选择产生的
变化过程，本文基于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简要分析不同时期劳动力的转移行为，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
涉及两个群体，一是农村居民，一是城镇居民。因此，本文的博弈分析在这两个群体之间进行，主要分为
农村居民之间的博弈分析和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博弈分析。
( 一) 农村居民之间的博弈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城乡劳动力转移的行为主体，其行为决策深受国家制度变革以及政策实施的
影响，为了探讨农村居民的不同迁移决策需要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分析农村居民的迁移行为。首先，我
们分析劳动力转移的行为主体———农村居民，只有他们决定脱离农业生产进行迁移其后所有的社会变
化才能发生。然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面对人口流动管制的放松，他们均有两种选择，一是迁移脱离农
业生产活动，一是不迁移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两种选择意味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轨迹，在改革开放初
期选择迁移可能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但漂泊无依，选择固守农村可能就意味着稳定但贫穷，但在我
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以及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在城市务工身份
得不到认同、没有归属感和就近就业机会增加、就业环境改善等“推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做出的选择可
能发生重大变化也可能迥然不同。
首先分析在放松人口管制即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居民之间的博弈行为，然后分析在政府决定打破城
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农村居民之间的博弈行为。本文利用“囚徒困境”这一博弈模型，
来分析农村各居民之间的博弈，得到各居民选择的最终均衡策略组合。“囚徒困境”模型主要是用来分
析市场竞争中的环境问题、公共资源开发问题以及利用广告宣传等问题，套用到农村居民的迁移决策
中，可以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的最终迁移决策虽然不能完全满足每个农村居民的最大利益诉求，但
是它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以及政府落实政策的最终目的。
为了方便分析，将模型设定为两个居民 A 和 B，且所要进入的是同一个城镇，即两者之间存在竞争
关系。假定农村居民 A 和居民 B 均面临着进入某城镇务工和留守农村务农两个战略选择，则策略组合
有四种: 第一种情形是居民 A 选择进入城镇，居民 B 也选择进入城镇; 在第二种情况下，居民 A 留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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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第 41 卷 / 第 7 期)
( Dong Yue Tribune)村，居民 B 则选择进入城镇; 第三种情形是居民 A 进入城镇，居民 B 则选择留守农村; 第四种情形是居
民 A 和居民 B 均留守农村。
在放松人口流动管制进行改革开放初期，考虑所有情形后，两行为决策主体的收益矩阵如下:
表 1 农村居民 A 与农村居民 B 的收益矩阵
居民 B
进城 留守农村
居民 A
进城
( 10，
10) ( 10，
5)
留守农村
( 5，
10) ( 5，
5)
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批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城镇产业发展
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而且工资普遍相对较高，所以进城收益高于留守农村的收益( 10＞5) 。根据该矩阵
分析如下: 当居民 B 选择进城时，居民 A 进城的收益为 10，而留守农村的收益却只有 5，远远小于进城所
能带来的收益，因此，在居民 B 选择进城时，居民 A 会选择进城; 当居民 B 选择留守农村时，居民 A 选择
进城时的收益为 10，而留守农村的收益只有 5，明显的小于进城时的收益，因此，在居民 B 选择留守农村
时，居民 A 还是会选择进城。也就是说，进城是居民 A 的占优战略。对居民 B 做同样的分析，可以得到
相同的结论，即其占优战略也是进城。所以，该博弈最后的均衡就是( 进城，进城) ，即农村居民都选择
进城，这就解释了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时期的“民工潮”现象。
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蜂拥至城镇后，在人口红利的作用下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产生了诸如交
通拥堵、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已经到了瓶颈
并逐渐减弱，尤其是当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产业转型的阶段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也在降低。此时，倘
若居民还是像上述分析中的一样，依然成群结队涌入城镇，经济的发展就遇到了博弈论中所说的“囚徒
困境”，此时国家最希望出现的现象是都留守农村发展农村经济，但纳什均衡却是都进城。从这个层面
来看，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矛盾。当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人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规划时，即使
每个人都遵守社会规则，个人的行为也不一定符合集体或社会的利益。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均衡发
展，政府会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从而改变收益矩阵的分布。
在提倡农业现代化以及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受乡村振兴等相关政策的影响，两行为决策主体的
收益矩阵分布如下:
表 2 政府采取相关政策后农村居民 A 与农村居民 B 的收益矩阵
居民 B
进城 留守农村
居民 A
进城
( 6，
6) ( 7，
10)
留守农村
( 10，
7) ( 10，
10)
因为相关经济政策向农村倾斜，农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加上此时进城的竞争压力变
大，而且在城镇物价水平高、交通拥堵等不利因素共同作用下，居民留在农村的收益相对于进城要高
( 10＞6) ，而且城镇劳动力过多，存在失业现象竞争压力大，因此一个人进城比两个人进城的收益要高
( 7＞6) 。根据该矩阵分析如下: 当居民 B 选择进城时，居民 A 进城的收益为 6，而留守农村的收益却有
10，远远大于进城所能带来的收益，因此，在居民 B 选择进城时，居民 A 会选择留守农村; 当居民 B 选择
留守农村时，居民 A 选择进城时的收益为 7，而留守农村的收益有 10，明显的大于进城时的收益，因此，
在居民 B 选择留守农村时，居民 A 还是会选择留守农村。也就是说，留守农村是居民 A 的占优战略。
对居民 B 做同样的分析，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其占优战略也是留守农村。所以，该博弈最后的均衡
就变成了这样的结果: ( 留守农村，留守农村) ，即该阶段农民工会选择返乡留守农村建设美丽乡村，为
农村经济的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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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钟摆”现象( 二) 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博弈分析
以上我们分析了农村居民之间的博弈行为，接下来我们来探析城乡劳动力转移涉及的第二个群
体———城镇居民———的行为决策，即主要分析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博弈行为。众所周知，大量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必然会对城镇居民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有好的一面同样
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在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可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好的一面就在于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就业竞争更加激烈、交通更加拥堵以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等社会问题产生。因此，对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转移，城镇居民的态度并不完全友好，甚至为了捍
卫自身的利益会选择抵抗和斗争，这些都会为两个决策主体产生矛盾埋下伏笔，不利于二者的和谐相
处。因此，要想实现两者的和平共处构建和谐社会，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如何在博弈的过程中达成默契
抑或是协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在这里我们运用博弈论中市场进入阻扰和混合战略均衡理论分析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间的博弈行
为。为使问题简化，假定该博弈参与人只有一个农村居民和一个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战略是以一定
的概率选择进城和留守农村，对应地城镇居民的战略是对待农村居民的进入以一定的概率选择默许和
斗争。两位参与者的收益矩阵如表 3 所示:
表 3 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益矩阵
城镇居民
默许 斗争
农村居民
进城
( 6，
8) ( 5，
7)
留守农村
( 7，
5) ( 8，
6)
当农村居民大规模地涌入城镇时，城镇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就会感觉到威胁，城镇居
民的就业情形就会愈加严峻，其收入更会受到直接影响，因此在权衡之下城镇居民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可能有一定的概率选择斗争或者默许，而农村居民由于不能确定城镇居民的行动，所
以仍然在以一定的概率选择进城或者留守农村。假设农村居民选择进入城市的概率为 p，城镇居民两
种策略的预期收益如表 4 所示:
表 4 城镇居民在两种战略下的期望收益
城镇居民默许时的期望收益
8p+5( 1－p) = 3p+5
城镇居民斗争时的期望收益
7p+6( 1－p) = p+6
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实现期望收益最大化是他们一切行为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如果其中一
种战略选择下的期望收益大于另一种战略选择下的期望收益时，城镇居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较大的那
个期望收益，并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这种情况下，根据混合战略均衡理论，要想实现农村居民和城镇
居民两个行为主体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达到均衡状态，农村居民需要调整 p 值以均衡表 4 中的两个预期
收益，这可以通过数学方程求解，如下面的等式所示:
3p+5 = p+6
解得: p = 1 /2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当农村居民选择进城和留守农村的概率均为 1 /2 时，农村居民和城
镇居民之间才能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实现和谐相处。
另一方面，从城镇居民的角度分析博弈的收益: 假设城市居民的默认概率为 q，农村居民两种策略
的预期收益如表 5 所示:
表 5 农村居民在两种策略下的预期收益
农村居民进城时的期望收益
6q+5( 1－q) = 7+q
农村居民留守农村时的期望收益
7q+8( 1－q) = 8－q
上述分析依然适用于农村居民的决策过程，如果其中一种行为决策下的预期收益大于另一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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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岳论丛 J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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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Vol．41 No．7
2020 年 7 月( 第 41 卷 / 第 7 期)
( Dong Yue Tribune)决策下的预期收益，则农村居民将轻松选择具有较大预期收益的决策。同样的，为了实现两个行为主体
的均衡利益，城市居民也将调整 q 值，使农村居民两种行为的预期收益相同，如下式所示:
7+q = 8－q
解得: q = 1 /2
结论如下: 面对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城镇居民选择默许和斗争的概率也均为 1 /2。
因此，综上所述最后的均衡为: 农村居民以 1 /2 的概率选择进城，以 1 /2 的概率选择留守农村; 城市
居民选择概率为 1 /2 的默认，并选择概率为 1 /2 的斗争。即为了使两个行为主体的利益达到均衡状态
实现和谐相处，农村居民选择进城和留守农村的概率均为 1 /2，城镇居民选择默许和斗争的概率也均
为 1 /2。
五、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以及不同的政策制度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过程呈现出
明显的“钟摆”特征，流动方向是由大规模向城镇迁移转为部分农民工返乡就近就业。为了弄清楚在这
个过程中，城乡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行为主体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决策过程以及变化趋势，本文首先分
析了 1978—2018 年农民工数量的变化趋势，尤其是 2008 年以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本地务工人员的
增长率变动趋势，然后采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对不同时期农村居民之间的博弈行为以及农村居民和城
镇居民之间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仍然是城乡劳动力转移的主色
调，目前而言农村新增外出人口的数量仍然大于返乡数量，但是农村外出人口返乡就业创业的数量一直
在增长且增速一直高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增速; 第二，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居民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吸引
下为了追求更高的预期收益选择脱离农业生产活动，向城镇地区迁移; 第三，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
统筹城乡发展的阶段，部分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和创业; 第四，当农村居民选择进城和留守农村的概率
均为 1 /2，城镇居民选择默许和斗争的概率也均为 1 /2 时，两个行为主体的利益才能达到均衡状态和谐
相处。
虽然模型比现实情况简化很多，但依然可以用来指导实践，解决现实当中的相关问题。在城乡经济
二元结构的今天，根据上述简单的博弈论分析，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同时兼顾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相
关利益，继而改变收益矩阵，从而达到想要的目标。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构建城乡
劳动力接力发展格局: 一是在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背景下，不可盲目地追求城镇化水平值的提升，而要重
视居民尤其是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提升，真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有归属感和安全
感; 二是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发展乡村经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视农业生产的质量，切实保障
农民的切身利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三是打破城乡体制间的壁垒，集合城镇和乡村优势资源，加强城乡
融合，共建美丽乡村。
［责任编辑: 王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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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钟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