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3日）
习近平

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出台的“三农”政策行之有效、深得民心，有效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有力推动了农业农村发展。

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那次全会公报就是三十五年前的昨天通过的。我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多次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

关于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李克强、汪洋同志还要作部署。这里，我想就“三农”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讲点意见，讲五个问题。

一、关于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民以食为天。“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同志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国十三亿多张嘴要吃饭，不吃饭就不能生存，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事就稳得住。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农业形势好的时候，往往容易麻痹松懈。因此，我首先要特别强调一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问题。   

讲到粮食安全问题，我就想到了粮票。今年是我国取消粮票二十周年。一九九三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同年五月，北京市正式宣布取消粮票，其他省区市也先后取消粮票，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我国改革发展历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我说这个，主要还不是想说成绩，成绩就摆在那儿，而是想说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曾几何时，方寸大小的一片薄纸，直接关系人的吃饭权利。曾几何时，吃饭问题始终是困扰我们的一件头等难事。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使用粮票就像是昨天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饱、饿肚子的记忆。三年自然灾害时，我在学校住校，吃的也是很差的，晚上只能喝汤，叫做“保证七分饱”。“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到农村插队，曾有三个月没见过一滴油星子，真是“三月不知肉味”。那年冬天，家里寄来几块钱，我和同窑洞居住的同学买了几斤石槽子里冷冻的猪肉，回来还没烧就把肉切成片吃，那味道真是鲜美！后来我们说别再吃了，再吃就没得煮了。这种穷日子我们都是经历过的。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我们不能打包票说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了。我国粮食是不是过关了呢？现在还没法下这个结论。咱们不要太天真！我国历史上发生了多少次大饥荒，饿殍遍野，甚至人相食，惨绝人寰！这些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抓农业农村工作，首先要抓好粮食生产。

第一，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国粮食生产取得巨大成就。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一万二千亿斤。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连续多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比较稳定地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尽管我们实现了粮食产量“十连增”，但仍然赶不上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结构的不断变化，产需缺口不断加大，进口持续大幅增加。今年粮食产量比十年前的二〇〇三年增加了三千四百二十五亿斤，但今年前十个月谷物就净进口一百九十七亿斤；前十个月，大豆净进口九百九十五亿斤，而十几年前我们还是出口国。

随着人口增加、城镇化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粮食需求量将呈刚性增长趋势。目前，我国每年大约新增人口六百五十万人，新增城镇人口约二千一百万人，每年因人口数量增长就要增加粮食需求上百亿斤，加上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和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增加的粮食需求就更多。到二〇二〇年，预计粮食需求量将达到一万四千亿斤左右。满足如此巨大的粮食需求，压力可想而知。粮食等农产品消费快速增长的趋势还会持续，相当长时期都不会逆转。

在粮食问题上，我们现在是紧平衡。紧平衡，一是解决粮食供需基本平衡，二是防止粮食供应宽松后造成粮价下跌、影响种粮积极性，这是一个两难。紧平衡是个技术活，是在走钢丝，这边调一调，那边调一调，调不好就失衡了。我们想达到一种理想状态，但拿捏好分寸取决于我们的水平，也取决于大环境。

总体看，我国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稳固，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言粮食过关了。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不能折腾，一旦出了大问题，多少年都会被动，到那时谁也救不了我们。我们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第二，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立足国内基本解决我国人民吃饭问题，是由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大政方针。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靠别人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看看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美国是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农业最强国，俄罗斯、加拿大和欧盟的大国也是粮食强国。这些国家之所以强，是同粮食生产能力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粮食问题不能只从经济上看，必须从政治上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全世界有七十亿人口，正常年景下每年能生产的谷物也就是二十五亿吨左右，能进入国际贸易的只有三亿吨左右；每年生产的大豆约二亿五千万吨，能进入国际贸易的还不足一亿吨。现在，全球每年粮食贸易量大约六千亿斤，相当于我国粮食需求量的一半；大米贸易量在七百亿斤左右，仅相当于我国大米消费量的百分之二十五。从世界谷物市场中我们还能够进口多少？更何况，即便我们能把国际市场上的谷物都买过来，也不够我们吃半年的。所以，我们的立足点、着眼点是，绝不能买饭吃、讨饭吃，饭碗里必须主要装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

怎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过去我们强调保全部、保所有品种，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唯一选择，而我们基本也做到了。现在，国内粮食需求增长很快，粮食安全要靠自己保全部，地不够，水不够，生态环境也承载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进一步明确粮食安全的工作重点，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首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全党必须明确，保谷物、保口粮，决不能以为可以放松粮食生产了，仍然要坚持一刻也不放松，因为实现有质量的这“两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三，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关于耕地问题，我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集中讲了，这里要再强调一下。在这个问题上，反复敲敲警钟，没有坏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

我国耕地资源有限，尽管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耕地数字有所增加，形成了账面数字的变化，但实际耕地还是那么多。这些耕地都在耕种，并没有闲着。调查的统计，土地数量增加了，并不等于产能增加了。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同时还要提出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极而言之，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甚至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做。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大家立了军令状，必须做到，没有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些年，工业化、城镇化占用了大量耕地，虽说国家对耕地有占补平衡的法律规定，但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近补远、占水田补旱地等情况普遍存在，特别是花了很大代价建成的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也被成片占用。耕地红线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质量上的。你在城郊占了一亩高产田，然后到山沟里平整一块地用作占补平衡，这两块地能一样吗？质量相差甚远，这样的一亩地甚至二亩地不能顶一亩高产田用啊！这不是“狸猫换太子”吗？在耕地占补平衡上玩虚的是很危险的，总有一天会出事。

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数字，我国水田和水浇地只有四亿九千五百万和四亿二千一百万亩，合在一起不到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却提供了七成以上的粮食和八成以上的主要经济作物。水田和水浇地是我们的保命田。近十几年来，仅东南沿海五省的水田面积就减少了一千七百九十八万亩，相当于减掉了一个福建省的全部水田面积。这样的“占补平衡”必须下决心改变。

“有肥无水望天哭，有水无肥一半谷。”解决靠天吃饭问题，根本的一条是大兴农田水利。我们在农田水利方面欠账很多，好多地方还在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本，这个欠账要下决心补上。既要重视大型水利工程这样的“大动脉”，也要重视田间地头的“毛细血管”，解决好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要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抓紧建设一批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高标准农田。

农民说，“好儿要好娘，好种多打粮”，“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要舍得下气力、增投入，注重创新机制、激发活力，着重解决好科研和生产“两张皮”问题，真正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第四，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一定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这方面，既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也要加强政府支持保护。

粮价一头连着生产者，一头连着消费者。战国时期李悝就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保持粮价合理水平，要兼顾好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农民愿不愿意种粮、愿意种多少粮，关键看种粮能给农民带来多少收益。我到一些地方调研，基层干部群众反映，现在化肥、种子等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快于粮价上涨幅度，种粮比较效益越来越低，种一亩粮的收入还比不上外出打几天工。怎样实现农民增收和粮食增产同步发展？这是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现行农业补贴政策效果是好的，广大农民是欢迎的，但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吃大锅饭现象。今后，大的方向不能变，补贴总量不能减，数量还尽可能增，但具体操作办法要完善，调整优化补贴方式，提高补贴的精准性和指向性。要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把有限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要继续执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适当提高价格水平，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

从长远看，要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探索实行目标价格政策，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价格低时补生产者、价格高时补低收入消费者的机制。

第五，搞好粮食储备调节。设立常平仓是我国的传统，在稳市、备荒、恤农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地域广阔，国家粮食储备适当多储一点、多花一点钱，安全系数高一点是必要的，但也要讲性价比、讲效率效益。政府也不能完全包揽，要调动市场主体收储粮食的积极性，有效利用社会仓储设施进行储粮。

要管好用好储备粮，这是保百姓饭碗的粮食，不能平时老说库盈囤满，真到急用时却拿不出来。古今中外这方面教训多得很！《诗经》中就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句子。近年来，国家粮库里出的案子不少，对违法违纪案件要严肃查处，决不能任由“粮耗子”折腾糟蹋。

第六，中央和地方要共同负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央义不容辞，承担首要责任。中央财政要从重大水利设施建设、中低产田改造、科技创新推广、信息化服务、市场体系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产区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各级地方政府要树立大局意识，增加粮食生产投入，自觉承担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责任，不能把担子全部压到中央身上。

为什么要坚持“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就是各地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储备能力、流通能力建设，切实保护耕地。当然，我们要保护好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要强化对主产省和主产县的财政奖补力度，逐步建立健全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保障产粮大县重农抓粮得实惠、有发展，不能让生产粮食越多者越吃亏。

近年来，随着粮食产销格局变化，我国粮食生产地域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南方一些重要粮食主产区逐渐变成主销区，南粮北调变成北粮南运。目前，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粮食产量、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商品粮、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粮食调出量来自十三个主产省区，其中北方主产区贡献度不断提高。这种地域格局变化，给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带来挑战。因为北方地区明显缺水，这是粮食生产的最大制约。另一方面，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生产比重不断下滑，平衡区自给水平下降，主销区产需缺口加大。

粮食生产呈现向主产区集中趋势，有利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但是，也要看到，粮食生产和调度风险也在集中。大家都懂得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保粮食安全也要注意这一点。任何省区市，无论耕地多少，都要承担粮食生产责任。如果一个地方真把粮食生产搞没了，就是抛弃了责任。有关部门要拿出点硬约束，让地方特别是粮食主销区切实落实责任。

第七，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国内粮食生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为了减轻国内农业资源环境压力、弥补部分国内农产品供求缺口，适当增加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是必要的，但要把握好进口规模和节奏，防止冲击国内生产，给农民就业和增收带来大的影响。

积极稳妥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国外农业资源是一项长期战略布局，实际上我国一直在实施。据测算，通过国际贸易和合作，我们利用了国际上相当于七亿亩播种面积的土地生产粮食和大豆、棉花、糖料等农作物。现在，有必要积极稳妥扩大这一战略布局，但必须谋定而后动。在全球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格局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突然大幅度增加进口、越过拐点之后，必然引起全球粮价暴涨，那就会引来污水泼身，政治上、外交上、贸易上都得不偿失。而到人家那里租地、买地或搞合作开发，也绝非易事。南美、非洲等虽然有大量可开垦的耕地，但需要大量投入，真见成效也需要一个过程。土地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个敏感问题，容易在一些人挑唆下引发民族主义情绪。因此，推动农业走出去，要充分研判经济、技术乃至政治上的风险，提高防范和应对能力。   

首先要搞清楚哪些农产品是国内必保的，然后再去搞清楚进口到底进什么、进多少、从哪里进、以什么方式进。我国农业走出去往哪里去、以什么方式进行开发、生产出的农产品如何利用等问题，都要作过细的研究。进口也要注意安全，一是物种安全，二是不要形成垄断，被对方卡脖子。要借鉴国际大粮商的做法，到全球各地粮仓去建仓储物流设施，人家生产我们采购，掌控了粮源就掌控了贸易，就掌控了定价权。同这些全球化的百年老店去竞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真本事才行，但一定要去争，我们这么大的国内市场，要有打造我们自己的国际大粮商的信心。国有企业走出去，要健全体制机制，防止出现“富了和尚穷了庙”现象，最后国家投入打了水漂。   

有一点必须讲清楚，我们说适当扩大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绝不意味着立足国内基本解决吃饭问题的大政方针有任何改变，决不能将此误读为可以放松国内粮食生产，那就会误大局、误大事。

第八，高度重视节约粮食。我国在粮食生产、流通、加工、消费环节存在大量浪费现象，餐桌上的浪费尤为惊人。这与社会上存在的讲面子、讲排场的陋习有关。有人作过调查估算，我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高达二千亿元，相当于二亿多人一年的口粮。前些天，媒体报道，一所大学食堂的垃圾桶里经常有白花花的馒头和米饭，清洁工看着心痛，捡起来再吃。这方面例子不在少数，一些大学食堂成了浪费食物的“天堂”，触目惊心！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利浪费！浪费粮食的不良风气必须坚决刹住！   

节约粮食要从娃娃抓起，我们小时候都接受了这方面的严格家教，不要说剩饭，就是一粒米家长也不让浪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关于节约粮食的内容，应该从小给孩子们灌输，弘扬勤俭节约的好风尚。要加强节约粮食工作，从餐桌抓起，从大学食堂和各个单位食堂、餐饮业抓起，从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抓起，从每个家庭抓起，让节约粮食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同时，要注重解决粮食在收储、销售、加工过程中的浪费，这方面的问题也是严重的。   

二、关于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政策要求。具体讲，有三个方面要求。   

第一，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农村最大的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和本位。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就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第二，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居于基础性地位，集中体现在农民家庭是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定主体。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可以由农民家庭经营，也可以通过流转经营权由其他经营主体经营，但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这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根本，也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   

第三，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是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键。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要强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是实现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保证，要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真正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目前，随着农村分工分业发展和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相当一部分承包土地的农户不种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搞包干到户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农业经营主体都是承包户，土地承包者就是经营者。现在，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农民家庭越来越多，土地承包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发生分离，这是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变化的新趋势。这个变化对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这些年，在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方面，广大农民在实践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新形式，如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股份合作、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在粮食等大田作物的生产上，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加上比较完备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了耕种收靠社会化服务、日常田间管理靠家庭成员的经营样式。从各地实践看，各种经营主体、各种经营形式，各有特色、各具优势，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环节都有各自的适应性和发展空间，不能只追求一个模式、一个标准。要根据各地实际，根据不同农产品生产特点，让农民自主选择他们满意的经营形式。   

一九六二年，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恢复农业生产时说：“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虽然现在我们的农业发展形式与当时有很大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有很多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也是这个道理。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农民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分离问题。今年七月下旬，我到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调研时就提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改革前，农村集体土地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搞家庭联产承包制，把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开，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户，这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创新。现在，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这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创新。这将有利于更好坚持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更好保障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更好用活土地经营权，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家家包地、户户务农，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本实现形式。家庭承包、专业大户经营，家庭承包、家庭农场经营，家庭承包、集体经营，家庭承包、合作经营，家庭承包、企业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新的实现形式。说到底，要以不变应万变，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不变，来适应土地经营权流转、农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推动提高农业生产经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更加充满持久的制度活力。要在实践基础上，加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组织形式、实现方式、发展趋势等理论研究，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把握好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不能单纯为了追求土地经营规模强制农民流转土地，更不能人为垒大户。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个大事，涉及的主体、包含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必须审慎稳妥推进。不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要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推动土地经营权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工作的领导，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工作方案或试点方案，加强指导引导和监督检查。   

公司和企业租赁农地，要有严格的门槛，租赁的耕地只能种地搞农业，不能改变用途，不能搞旅游度假村、高尔夫球场、农家乐，不能盖房子搞别墅、私人会所，不能违规搞非农建设。当然，耕地也不能都搞成果园、花卉园、菜地，那样的话经济效益是上去了，但保谷物、保口粮就落不到实处了。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不能忽视了普通农户。要看到的是，经营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农户毕竟仍占大多数，这个情况在相当长时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还要看到，有不少地方的农户，因自然条件限制，生产活动即便只能解决自身温饱问题，那也是对国家作出的贡献。   

三、关于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关系群众身体健康，关系中华民族未来。这些年，我们下了很大气力抓食品安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基础仍然比较脆弱，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成为我们的心头之痛。   

食品安全社会关注度高，舆论燃点低，一旦出问题，很容易引起公众恐慌，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毒奶粉、地沟油、假羊肉、镉大米、毒生姜、染色脐橙等事件，都引起了群众愤慨。再加上有的事件被舆论过度炒作，不仅重创一个产业，而且弄得老百姓吃啥都不放心。“三鹿奶粉”事件的负面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除，老百姓还是谈国产奶粉色变，出国出境四处采购婴幼儿奶粉，弄得一些地方对中国人限购。想到这些事，我心情就很沉重。   

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下最大气力抓好。   

食品安全涉及的环节和因素很多，但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农产品生产是第一车间，源头安全了，才能保证后面环节安全。抓食品安全，必须正本清源，首先把农产品质量抓好。   

产生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有二亿多农户，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还有四十多万家食品生产企业、三百多万个食品经营主体，以及难以计数的小作坊、小摊贩。“一个炉子一口锅，几把椅子一张桌”，这样的生产经营方式，对提高农产品和食品安全水平构成重大制约。长期以来，我们在农产品数量方面用心多、政策多、办法多，相对而言，在农产品质量方面考虑得少些、下的功夫少些、政策措施少些，有时甚至为求数量而牺牲质量。我们农产品和食品质量监管机构和体系建设起步晚，检测条件和监管能力适应不了形势发展需要，有些执法部门和人员不作为，甚至执法牟利。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既是食品安全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保障，也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任务。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环节，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长期以来，为了提高产量、增加供给，很多地方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塑料薄膜，这虽然保证了农业发展，但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加上工业和生活各种排污，给生产食品的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二〇一二年我国施用化肥折合纯量达到五千八百三十九万吨，比二〇〇〇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多；使用各类农药一百八十一万吨，而有效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五；使用农用塑料薄膜二百三十八万吨，有百分之四十没能回收。过去讲“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春施千担肥，秋收万担粮”，那说的是有机肥，可不是化肥，用化肥也抱着这个观念，那就很成问题了。   

把住生产环境安全关，就要治地治水，净化农产品产地环境。有的材料说，全国有约百分之十九点四的耕地受到污染，其中中度和重度污染的占百分之二点九；有百分之七十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重金属污染也很严重，长三角、珠三角重金属污染区很多，水污染也很严重。土地是农产品生长的载体和母体，只有土地干净，才能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要抓紧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农产品生产环境的管理，完善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网络，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对受污染严重的耕地、水等，要划定食用农产品生产禁止区域，进行集中修复。做这件事，要摸清底数，有计划分步骤推进，不能影响农民就业和收入。   

把住农产品生产安全关，就要控肥、控药、控添加剂，规范农业生产过程，严格管制乱用、滥用农业投入品。农户不清楚或者不在意农药的毒性、化肥的养分以及用量，导致误用、过量使用而污染农产品，这在农村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要广泛开展环保知识和法规宣传教育，推广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见效的简单易学技术，引导农民科学合理施肥、用药、用料。要强化农业投入品使用管理，健全化肥、农药、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的质量监测制度，加大监督力度，着力发展农业标准化、清洁化生产。我国千家万户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光靠看是看不住的，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的经营组织形式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再加上政策引导，把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标准化轨道。   

食品安全，也是“管”出来的。面对生产经营主体量大面广、各类风险交织形势，靠人盯人监管，成本高，效果也不理想，必须完善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手段，形成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覆盖的监管制度。我们建立食品安全监管协调机制，设立相应管理机构，目的就是要解决多头分管、责任不清、职能交叉等问题。定职能、分地盘相对好办，但真正实现上下左右有效衔接，还要多下气力、多想办法。    

我在福建当省长，二〇〇一年就开始抓“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承诺用三年时间在全省二十三个城市、用五年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基本消除主要食品的“餐桌污染”。由我亲自牵头，建立了协调机构，省直二十一个部门组成联席会议，全省二十三个市全面实行市长负责制和部门负责制，要求逐步建立食品安全生产体系、食品安全流通体系、食品卫生质量标准和认证体系、食品卫生质量检测体系、食品安全法规保障体系、食品安全组织保障体系、食品安全社会舆论监督体系、食品安全消费体系八个体系。实行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卫生质量控制，从治理畜牧产品、种植业产品、水产品、加工食品、饮用水、餐饮业等环节抓起。经过一段时间努力，食品安全形势有明显改观。实践证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关键是要明确任务、强化责任、系统推进、坚持不懈。   

要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构建全程覆盖、运转高效的监管格局，建立更为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使权力和责任紧密挂钩。尤其需要强化市县两级监管责任，加强基层监管力量。只有把所有农户、食品加工企业和作坊、食品经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都纳入监管视野并落实责任追究制，才能真正织出一张确保食品安全的天罗地网。对渎职失职、监管不力的，一定要严究严查。   

要抓紧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尽快把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和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起来，实现农产品生产、收购、储存、运输、销售、消费全链条可追溯，用可追溯制度倒逼和引导生产。要健全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加强农产品产地检测，实行农产品质量标识制度，建立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有效衔接机制。要加强食品安全预测预警，及早发现苗头，及早处置，严防形成行业潜规则，严防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安全风险。   

现在，之所以还有人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制售黑心食品，是因为管理还有漏洞、执法还不严格、惩罚不够严厉，违法成本太低。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引导企业守法生产，明确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出了问题能找得着主。要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治理整顿，广泛开展诚信守法教育，规范生产经营秩序。要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对那些利欲熏心、挑战道德和良知底线的人，对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地区，要下猛药、出重拳，决不姑息。   

食品安全是个社会问题，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让犯罪分子如过街老鼠无处藏身，形成全社会维护食品安全的铜墙铁壁。舆论宣传要把握好度，不要过度炒作，否则不仅会误伤一个产业、损害全行业大多数生产者合法利益，而且可能引发一些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出了食品安全事件，有关部门要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及时澄清事实、说明真相，把握主动权。主要媒体要进行客观准确报道，正确引导舆论，避免以偏概全、以点代面、小事放大，引发恶意炒作。  

讲到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就是转基因问题。转基因是一项新技术，也是一个新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社会对转基因技术有争论、有疑虑，这是正常的。对这个问题，我强调两点：一是要确保安全，二是要自主创新。也就是说，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推广，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稳扎稳打，确保不出闪失，涉及安全的因素都要考虑到。要大胆研究创新，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不能把转基因农产品市场都让外国大公司占领了。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大力培育食品品牌。品牌是信誉的凝结。一个品牌一旦在老百姓心目中确立起来，就可以成为质量的象征、安全的象征，老百姓就会放心购买和消费。北京有很多老字号，有的我小时候就品尝过。老北京都知道，东来顺的涮羊肉、全聚德的烤鸭、六必居的酱菜、隆福寺的灌肠、西安食堂的牛肉泡馍、田园酱肉、马凯餐厅的湖南菜、同和居的山东菜等，都是别有风味的。各地也有不少老字号。   

我们有信誉、有市场的食品品牌还是太少了。一些老字号逐渐消失了，有的即使还在，但传统手工制作工艺失传了，有的用流水线生产，产品口味同过去相差甚远。名称还是那个名称，味道已经不是那个味道了。饮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保护和传承食品行业老字号，使优秀品牌不断发扬光大，发挥其质量管理的示范带动作用。要加强品牌建设，积极争创名牌，用品牌保证人们对产品质量的信心。   

四、关于“谁来种地”。   

我为什么要专门讲讲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十分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这些年，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很快，据测算，二〇一三年农业从业人员中五十岁以上的比重已超过百分之四十；按此趋势，到二〇一六年农业从业人员中五十岁以上的比重可能达到百分之五十。同老龄化一并出现的还有农业从业人员女性化和低文化程度化。我到农村调研，在很多村子看到的多是老年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多，青壮年男性更是寥寥无几。留在农村的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出去的不愿回乡干农业，留下的不安心搞农业，再过十年、二十年，谁来种地？农业后继乏人问题严重，这的确不是杞人忧天啊!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没有人，没有劳动力，粮食安全谈不上，现代农业谈不上，新农村建设也谈不上，还会影响传统农耕文化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如果连种地的人都没有了，靠谁来传承农耕文化？我听说，在云南哈尼梯田所在地，农村会唱《哈尼族四季生产调》等古歌、会跳哈尼乐作舞的人越来越少。不能名为搞现代化，就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弄丢了!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解决好“谁来种地”问题，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我们要从战略层面上高度重视，积极有效加以应对。   

“谁来种地”这个问题，说到底，是愿不愿意种地、会不会种地、什么人来种地、怎样种地的问题。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富裕农民，就要提高种地集约经营、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水平，增加农民务农收入。二〇一二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种植业)的收入比重已降到百分之二十六点六，农业收入对不少农户而言正在变成“副业”。怎么做强农业，让农业有吸引力，确实是个大课题。农业部调查表明，从我国资源禀赋和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一年两熟地区户均耕种五十至六十亩、一年一熟地区户均耕种一百至一百二十亩，就有规模效益。这样农业就有了吸引力，愿意种地的青壮年就会多起来。  

像家庭农场这样的新型主体，还有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新生力量，要鼓励发展、大力扶持，使之健康发展。为了解决部分农民家庭因各种原因无人种地问题，不少地方农村采取了土地托管、代种代耕以及建立“土地银行”等措施，保证了地有人种，这些办法都值得总结推广。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要加强信息沟通和服务，使耕种有困难的家庭能及时找到土地流转出路，既避免耕地撂荒，还能获得更多流转收益。供销合作社是为农服务的生力军，要积极创新组织体系和服务机制，在建设现代农业中发挥作用。   

提高农民，就要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二〇〇五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就已经提出，这件事要继续抓下去，抓出成效来。有关部门要深入研究，抓紧制定专门规划和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加大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力度，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   

扶持农民，就要强化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创造良好务农条件和环境。农业面对着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必须有国家支持保护。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研究如何使农业支持保护措施更有针对性、更加有实效。要加大农业投入力度，财政再困难也要优先保证农业支出，开支再压缩也不能减少“三农”投入。要研究开辟新的投融资渠道，建立健全“三农”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农村金融仍然是个老大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在体制机制顶层设计上下功夫，鼓励开展农民合作金融试点，建立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体系。要在规范运行、严格监管、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采取多种方式为农业发展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新型农民搞规模种养业，风险也加大了，农业保险一定要搞好，财政要支持农民参加保险。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建设持续推进，农业应该成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重要领域。要制定大中专院校特别是农业院校毕业生到农村经营农业的政策措施，鼓励、吸引、支持他们投身现代农业建设。   

总之，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   

五、关于加强农村社会管理。   

当前，我国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形成了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西方工业化国家在二三百年里围绕工业化、城镇化陆续出现的城乡社会问题，在我国集中出现了。   

总体看，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有：一是许多农村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据推算，农村留守儿童已超过六千万，留守妇女达四千七百多万，留守老年人约有五千万。维护好这些群众合法权益是一件大事。二是农村利益主体、社会阶层日趋多元化，各类组织活动和诉求明显增多。三是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不完善，人居环境不适应，还有近一亿人属于扶贫对象。四是农村治安状况不容乐观，一些地方违法犯罪活动仍然不少，黑恶势力活动时有发生，邪教和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仍然较多存在。五是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一些地方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能力不强。这些都对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要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   

第一，重视农村“三留守”问题，搞好农村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让农村留守人员生活得踏实、安全、无忧，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基层党委和政府的重大责任。要抓紧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围绕留守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就业、卫生健康、思想情感等实施有效服务。   

我强调一下做好农村教学点撤并和老年人养老帮扶两件事。农村学校较快撤并，造成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些地方学生上学路程变远，一些非寄宿学生上学要起早摸黑，交通安全存在隐患。如果确有需求，村教学点就要坚持办，而且要办好，不要搞整齐划一，一个标准齐步走。对留守老年人，要在提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老龄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农村老年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制度，让他们能够安度晚年。   

贫困是困扰农村留守人员的一个突出问题。要坚持不懈推进扶贫开发。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是要把减少扶贫对象作为首要任务，坚定信心，找准路子，加快转变扶贫开发方式，实行精准扶贫。既不能一味等靠、无所作为，也不能违背规律、盲目蛮干，甚至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要紧紧扭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编织一张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社会安全网。要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保证贫困家庭孩子受到教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基本改变了农民的事农民办的做法，基本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免费义务教育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上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转变。下一步，要不断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水平，实现从有到好的转变，逐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重视空心村问题，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空心化和“三留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外在表现是村子空了，本质上是人一茬一茬离开农村。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当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村落会集聚更多人口，一些自然村落会逐步消亡，这符合村庄演进发展规律。关键是要做到规划先行，哪些村保留、哪些村整治、哪些村缩减、哪些村做大，都要经过科学论证，不要头脑发热，不顾农民意愿，强行撤并村庄，赶农民上楼。   

必须看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大部分国土面积是农村，即使将来城镇化水平到了百分之七十，还会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为此，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美丽乡村。当前，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因地制宜搞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尽快改变农村许多地方污水乱排、垃圾乱扔、秸秆乱烧的脏乱差状况。这件事，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要搞，标准可以有高低，但最起码要给农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这要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不要大拆大建，也不要不顾经济条件大把花钱。   

搞新农村建设要注意生态环境保护，注意乡土味道，体现农村特点，保留乡村风貌，不能照搬照抄城镇建设那一套，搞得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我到海南去时，就对海南的同志说，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是一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必须倍加珍爱、精心呵护。九百多年前，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时，就写下不少描绘海南风景的诗句，如“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飞泉泻万仞，舞鹤双低昂”、“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等等。我到湖南去时，也对湖南的同志说，湖南自然风光秀丽。毛泽东同志在《答友人》中写的“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诗句，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的“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那都是美景啊！那次还去了湘西，我就想起了沈从文在《边城》、《萧萧》等作品中描写的湘西风光。搞新农村建设，决不是要把这些乡情美景都弄没了，而是要让它们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所以我说要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少拆房。   

第三，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确保农村社会稳定有序。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水平，要从完善政策、健全体系、落实责任、创新机制等方面入手，及时反映和协调农民各方面利益诉求，处理好政府和群众利益关系，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社会矛盾，做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防止碰头叠加、蔓延升级。要学习和推广“枫桥经验”，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要严厉打击扰乱农村生产生活秩序、危害农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涉农犯罪，坚决打掉农村涉黑涉恶团伙，坚决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有效防范应对外部势力的干扰渗透，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第四，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快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   

农村党支部在农村各项工作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我们常讲，“村看村、户看户、农民看支部”，“给钱给物，还要建个好支部”。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扩大农村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加大培养青年党员力度，提高基层党组织为群众服务意识，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农村政策千条万条，最终都得靠基层干部来落实。我国有几百万农村基层干部，常年风里来雨里去，同农民直接打交道，是推动农村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这支队伍总体是好的，是信得过、靠得住、有战斗力的。不能因为个别基层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以为这支队伍出现了多大问题。 

对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政治上要信任，工作上要依靠，生活上要关心。要完善农村基层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打造一支高素质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加大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乡镇公务员和乡镇领导干部力度，为加强农村社会治理服务充实新生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村级组织运转和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制度，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报酬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强农村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力度，引导他们提高为民服务本领、强化廉洁履职意识，为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要建立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各种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农村组织体系，使各类组织各有其位、各司其职。要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重点健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机制。   

在行使村民民主权利的过程中，有两个情况要把握好。一是要处理好“走出去”和“留下来”的关系。在大量村民外出务工的情况下，村里的重大事项如何决策，外出村民在本村的权利和权益如何维护，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沿用开会表决、投票决策等老办法是必要的，但这显然难以适应农村人口外流的现实。要创造新办法、开辟新渠道，充分兼顾“走出去”和“留下来”的村民各自在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权利和权益。二是要处理好“老村民”和“新村民”的关系。大量外来农民到一些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租房居住、打工务农，同本村居民容易形成差别，容易引发矛盾。促进新老村民和谐相处，既要保障“老村民”的基本权益，也要兼顾“新村民”的利益诉求。要按照法律法规落实“新村民”各项权利，使他们能够在居住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同“老村民”和谐相处。   

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重视“三农”工作，多到农村去走一走、多到农民家里去看一看，真正了解农民诉求和期盼，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一些地方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村里任职、挂职，是有利于了解基层真实情况、夯实基层工作基础、培养锻炼干部的举措，一举多得。   

现在，一些以农业为主产业的市县乡镇干部，对农业农村重视不够，心中没有很强烈的“三农”意识。当年，我当县委书记时，教育引导干部的重点是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因为那时的干部大多是“三农”干部，只懂得搞粮食、种庄稼，搞商品经济不行，搞工业、服务业不行。我在县里时，很多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到下面去看看庄稼长势如何，看到麦浪滚滚就心潮澎湃。现在，不少干部是不知农时、五谷不分，这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以农业为主产业的市县乡镇干部，要熟悉农业、了解农业，农作物的种类和品质、节气、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还是要懂的，不懂要抓紧补课。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口口相传了很多农业谚语，如“麦苗盖上雪花被，来年枕着馍馍睡”、“麦要浇芽，菜要浇花”、“寸麦不怕尺水，尺麦但怕寸水”、“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春旱不算旱，秋旱减一半”、“人在屋里热得跳，稻在田里哈哈笑”、“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飞杨花，种棉花”、“青蛙打鼓，豆子入土”，等等，各地有很多这样的农业谚语，语言生动、道理直白，我们干部也应该了解，最好熟记于心，这样就能更好懂得一些农业基本知识。   

同志们！元旦将至，在这里，我向在座各位同志，向辛勤工作在“三农”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向全国农民兄弟们，致以节日祝福，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选自（《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58-686页）